2013-10-02

武俠,當中必然有夢。──陳可辛專訪

採訪:孫志熙/攝影:陳昭旨 [CUE電影生活誌]2011年8月號

做導演過了21個年頭,年輕時不免執著於拍自己的人生困惑,創作之於那時的他是種自我醫治,對所有人來說也都是。《如果‧愛》之後他已不再有遺憾,一旦說清了、救贖了,就剩下小時夢想的間隙要去填滿,那是因為慾望隨年齡移轉,也因為更遠程的野心與抱負,造就格局擴大的必然。陳可辛的《武俠》是個微觀的鉅夢,因此得從商業前提開始構築,而認識他的文藝情懷與市場眼光之交融後,你才能真正理解《武俠》。


從小看父親做導演,您成為導演的意志是很明確與堅定的嗎?
因為我跟我爸關係很好,就非常想做他做的事,就連現在做爸爸也好,很多時候我不敢做父親,是因為我不可能像他一樣。我從小是像美劇那種,跟我爸非常像朋友,也給他影響了,也進戲院看電影,看不看得懂都看。其實我爸爸在電影上沒有很成功,在我1112歲的時候離開香港,現在回頭來看我自己的個性,我覺得那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,因為我不想走,那是香港的黃金時期,卻要去一個我不能認同的地方,但是因為家庭,我不至於變成問題少年,但還是有一定的不安全感,使得我做很多事情會非常努力,變成比同年齡還要驕傲的人。你看我的電影,有時候也會寫人性陰暗面,碰到一些比較坦白的東西。從小我生長在一個幸福的家庭,和家人關係很好,所以我沒有反叛,那個打擊也不是全部因為我離開香港,而是看到了我爸爸的打擊,那是他決定不做電影的時候,這個會不會是我決定做他不做的事,希望可以給他某種安慰,我沒想過,但我覺得會是。

過去您創作的習慣是先提出問題、以少數人物為中心,慢慢過渡到《如果‧愛》、《投名狀》,這次《武俠》則是故事為風格形式服務,開始時心裡有沒有掙扎?
沒有,我覺得有時候拍電影不是那麼值得自豪,沒經驗的年輕導演都是拍自己少年、中年的困惑,但電影也是一個工業,你只能在商品的前提下滿足自己的任性,滿足說好聽是「藝術訴求」,白一點就是「能拍下去的原因」,每部片都有商業考量,裡面會填上你對生活的想法,拍一個戲弄劇本就要12年,拍也要12年,那麼長時間要讓自己一直有興趣,就必須是非常個人的原因。以前從風塵三俠講男人好色,到麻麻煩煩》、《甜蜜蜜講其實愛情沒那麼可靠和偉大、愛情跟經濟利益的選擇等,都不遺餘力地希望在電影裡找到一些人物、故事,去為自己的缺點做些救贖、自我解脫,去說這些缺點不是只有我有,大家都有,只是虛偽不講,一路拍戲就是這個原則。

到一個年紀,大家都說怎麼不拍愛情片,我拍不下去,也沒覺得還有什麼可拍,甜蜜蜜》當然自己喜歡,但真的是無心插柳,意外成功也使我有很多壓力,後來《如果‧愛》也是對《甜蜜蜜》的一種解脫吧,你們怎麼都把《甜蜜蜜》看成這麼甜蜜了?叫《甜蜜蜜》就是因為它完全不甜蜜,但是大家都覺得很甜,所以我才要拍不甜版的《甜蜜蜜》就是《如果‧愛》,拍完後就覺得愛情沒什麼好再講,開始拍理想與野心的一線之差─《投名狀》,也挺過癮的,跟晚上吃飯聊天一樣,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,這部戲的起步真的很簡單,說白了拍《投名狀》也是因為觀眾要看大片,《如果‧愛》變成了歌舞片原來都還不夠大,只能拍史詩片,Epic能找到什麼?我只找到《刺馬》,用這個架構去發揮,因為我也是監製,知道工業有多重要,永遠是往那個方向先想。

《武俠》就是很單純的,做為一個導演,看到現在最有價值的演員跟你說要合作,你只能找一個能給他演的戲,那麼也不能讓甄子丹去拍文藝片,他想合作當然是想開闊他演戲的空間,但也不能不給他打,因為觀眾是不會認的,甄子丹不打,演得再怎麼好都沒用,觀眾跟他的契約是有的,大家都已經先入為主了。《投名狀》已經是騙人的武打片,第二次再騙就是狼來了,所以去找一些曾經使我激動的武俠戲,我跟他都是邵氏電影的粉絲,準確點就是張徹導演的粉絲,我不停再拍張徹導演的戲,為什麼喜歡呢?小時候不知道怎麼看片,就覺得裡面英雄的形象特別厲害,其實是種懷舊,我跟甄子丹差不多年紀,第一部電影看的都是《獨臂刀》,就決定以這個類型基礎來想:高手避世,結果你的孽回來找你。所有牛仔電影、江湖片、英雄片,吳宇森的《喋血雙雄》都是這種,但你不能老掉牙,要有新的元素,所以填故事的時候,風格上就想到醫學,因為我們不想飛也不想虛,虛了電影就不可信了,不只是動作不可信,而是所有文戲都不可信了。

邵氏的片大家都看100遍了,有什麼可以突破?才想到體內的東西,打了進去之後,我們從來沒看過裡面是怎麼樣,風格及技術上用了這塊。很多人說電影前半後半不一樣,喜歡前半是因為新,但我告訴你其實有更多人喜歡後半,可能不是你們雜誌讀者的普通觀眾,因為後半在他們認知裡面能夠歸類,觀眾看電影需要歸類,歸類不了他們就傻了,一定要多看5年才會喜歡,不會第一部就懂得看。有些影評覺得戲很好,但是為什麼後面又要回到傳統呢?我覺得沒有傳統根本就不會有前半,確實這部戲沒有前提,沒有什麼東西要講,但在填的過程又本性難移,會回到比較有趣的東西,像大俠歸隱不好看,不如一個罪孽的人歸隱;最後打反派不好看,不如打他爸爸。還是任性,不甘於做簡單的商業片。

像《十月圍城》這樣單純熱鬧、親民的戲您是不拍的,那麼拍《武俠》,能帶來哪些爭議性與反思?
今天內地的市場、觀眾是非常難討好、非常跩的,非常挑剔、愛找問題,因為他們的文化就是這樣。好看就沒什麼爭議,很順的那種片就沒有很好,電影要好就要試新的東西,每次試都會有相反意見,這個戲我覺得已經做得差不多了,一開始就給一批最現實的觀眾看─大陸的電影院。看完後交流會好像批判會,你還要讓他們覺得你很認真對待他們的意見,這次我真的覺得整個前提都很商業,也用了很多元素,已經算是機關算盡了,他們還是覺得陳可辛的戲有點知識份子,你說《投名狀》我不否認,那時候我太灰暗了,這部戲已經到有什麼好看就加什麼進去,所以我才會說現在的電影就是要新,年輕觀眾就是要沒看過、要有爭議性,要給大家覺得「這什麼東西來的?」我特別去看《X戰警:第一戰》,真的還不錯,但問題是說,它能少一點message是因為多了很多技術的東西,我們經費、技術不夠多,message就是我們的技術。

您說過拍《武俠》是一種尋根,尋小時候對武俠片的喜愛,也尋從小學後就中斷接觸的中華文化,所以《武俠》除了功夫動作之外,還置入了佛教、陰陽、民歌、方言等,這些元素為何特別吸引你?為何特別適合加入到這部片中?
我從小最喜歡看的電視劇叫《時光隧道》,每一集跳到一個時代,尤其我們現在又能拍古代片,有一種回到小孩的感覺,好像我一部戲就跳進一個時光空間,因為我對中國歷史不懂,每拍一部戲都得去翻書,我們有很多很棒的編劇會給我很多靈感,我覺得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程度是好的,因為我沒有很多既定概念,切入點有時和觀眾不一樣,我覺得小時候的漂泊,包含受到不同文化影響,這些東西到頭來對我的電影是有利的,因為我的角度都和別人有一點點不一樣,新鮮一點。

我拍《投名狀》就對生活細節非常喜歡,你拍古代,沒有細節就沒有古代,沒有給現代人一種在古代會是什麼狀態,包括沒有空調、冰箱怎麼活呢?《投名狀》想了很多這些,但我以前的問題就是太多包袱,故事太多、太滿,很多細節都剪了,因為沒空間。我覺得現在拍戲的基地已經不錯了,大陸美工做得很好,但永遠有問題都是出在「地」,因為永遠地板就不像,永遠為了工作方便運輸、進進出出不麻煩,所有地板都是水泥。《投名狀》時我翻一些老書,看到七0、八0年的北京,天安門前的王府井全部都是爛泥,我才記得小時候在基督教學校念聖經,耶穌在最後晚餐時不只是吃晚餐,還要幫門徒洗腳,如果我下次可以拍到一部片要進門洗腳,那個才拍到細節。這部講劉金喜躲到一個很偏遠的地方去,所以才會決定雲南,希望不是中國典型的東西,那個地方應該要有自己的文化、山歌,所以加了很多習俗,也不是要給老外看,只是覺得這戲一定要有異地、異域的風情。

您提過電影就是導演的人生觀,也曾說「我電影裡的人沒有外界阻力,什麼問題都是因為自己。」但《武俠》卻提出「人無自性」,這個轉變從何而來?
為什麼《甜蜜蜜》和《如果‧愛》我都說這個年代沒有羅密歐與茱麗葉,沒有家人不給你什麼,愛不成的問題都是愛得不夠,我們又沒有戰爭,又沒有像《大江大海》那種一回頭就是一輩子,只有一種阻礙就是愛得不夠,所有的障礙其實就是內心。我常說我拍很多戲都是講一些解決不了的問題,這些問題給美國人就是看心理醫生,但我們中國人不相信這一套,所以我的方法就拍一部電影,中間有很多知識份子、演員、編劇會跟你去談這些問題,把這些你心目中覺得矛盾、或者自己的缺點拿出來談,談完就是個心理治療了。

「人無自性」是個很有趣的點,是編劇寫給我的,他也覺得這是這部戲最重要的一點,曾經他給我的另一版劇本填了「同謀者」做為片名,但是這樣又好像太Film Noir了,說到底在中國賣出去就是「功夫」,做生意就是這樣。我覺得「人無自性」這個命題很有趣,我要去多研究一下,因為我的戲一向不是站在主流價值觀,但也不是非常黑暗。其實需要宗教就是這樣,宗教那麼簡單,我小時候也信過,但長大就覺得我不需要這個東西來約束我,現在我的思考已經超越了簡單的宗教理論,但你說理論不對嗎?也不能這麼說,所以我不敢回答你剛才這個問題,因為所有東西都是平衡木,有那麼多好人就有那麼多壞人,我認為所有事情都是蝴蝶效應,這個是我該認同的。

現在您是否也朝著「去作者化」的路走?泛亞洲計劃的下一步是什麼?
我不知道,但我非常希望能拍一部像《X戰警:第一戰》,我覺得別把作者講得這麼高,做了比較類型的導演,就是因為我某些東西不足,我這不是謙虛,我真的不是一個很科技的人,有時候要開DVD都開不了,做電腦科技我都需要一個非常強的副導或監製去做,所以我只能把技術放在人性上,所以變成一個作者。要是我長得比現在高個34吋,小時候看完《獨臂刀》就和其他小孩一樣去學功夫,可能我就變成拍動作片很強的導演,其實每個人都因為自己的一些限制,讓你變成某一樣東西,我做為一個文戲導演,就是說大家都看武俠片長大,怎麼我就不看了呢?因為我沒話題了,回到學校個子比別人小,又不能逞強,不如就找一個讓自己比較舒服的位置,所有事情都有因。

當初出來做泛亞洲也是因為市場需要,因為香港電影已經沒有新意了,泛亞洲也好、泛世界也好、泛大中華也好,其實就是要市場大一點,現在不能否認華語片的市場是前所未有的大,拍一部戲讓講中文的人都喜歡,可能比拍一部全世界都喜歡的戲還要贏,真的要拍一部全世界喜歡的戲就是去好萊塢,但我又不習慣那種工作方式,我喜歡一路拍一路改劇本,我又不懂計劃又不懂技巧,等於我剛才說的,每個人結果怎樣都是有原因的,我常說我為什麼對市場那麼敏感,是因為我很早就知道我有很多抱負、很多話想說,但我不是個才華洋溢的藝術家,我只能用最安全的方式去保險我的作品,其實那就是市場,就是經營。很多人喜歡把事情講大,當你為了目的、為了宣傳電影,我也講過泛亞洲,但是談何容易,我們也拍過幾年,但是賣錢、回本的只有恐怖片,《三更》拍完賣錢之後,我跟許秦豪、岩井俊二想合作一部愛情的3段電影,我們3個已經是愛情片領域裡、華語裡不可能有更好的了,這個我很敢大聲講,但是都沒人要,找不到人投資,這樣怎麼泛亞洲呢?

您認為自己曾經付出過什麼,才換來今日成就?

我以前常用一句話:龜兔賽跑。每個人有時候是龜,有些階段是兔。我因為我爸爸的關係而入行,但入行之後的路要自己走,很幸運,起步時是香港電影最輝煌的時候,只要不笨就能出頭,我前面好像晉升得比誰都快,覺得我是兔,但到了一個階段,又覺得自己也付出很多,每次都嘔心瀝血,大家看你好,但看不到你背後付出多少。就像這部片裡的金城武,一開始很天真,中間很不相信人性,因為我也碰過不少釘子、挫折,包括去美國。拍《甜蜜蜜》、《金枝玉葉》的成功,到《金枝玉葉2》時影評的寫法,當時很天真只覺得自己很用功去拍一部戲,也講我相信的東西,但大家還是用一種態度去攻擊,開始覺得很不容易。

美國回來後也10幾年到現在,回頭看很多我年輕時覺得很好的導演已經不見,還有很多熬不出來,我入行2728年,做導演21年了,現在每部戲我還是像拍第一部電影一樣,還是很拚。去美國那班車我碰上了,大陸合拍那班車也碰上了,現在市場愈來愈大,也是自己最成熟的時候,如果我現在20幾歲,很容易拍一部電影賣錢,也很容易被沖昏頭。一把年紀了,熬到現在也不簡單,應該先是兔,然後是龜,後面再給我做兔,我不做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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