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年前，打43歲至今拍過5部長片的李滄東，他的電影首次正式在台灣上映，其作品能引發一番有力的注目與激盪，一方面源起於近年院線市場偏食駭人暴力、復仇追擊類型，令觀眾對南韓電影陷入制式預期；另方面則因為在同輩洪尚秀、李光模三足鼎立的九０年代南韓作者電影範疇中，李滄東電影在形式上屬最可親，可謂穩坐當代南韓影壇，社會人文流派熟年組之代表地位。
去年贏得坎城影展最佳劇本獎的《生命之詩》，講述患阿茲海默症初期病徵的老婦，她開始忘記事物名稱，卻想學習寫詩，用逐漸喪失的語言，捕捉難以言述的生命情感，作詩，就必須化極度的傷悲為極致的美，從艱困中尋求美的靈感，即使身體因病痛邁向衰敗，靈魂卻因觸及藝術而開化提升。這高度文學性、直探女性自覺乃至生命醒覺的劇本，說動息影16年的韓國國寶女星尹靜姬答應復出。
應金馬影展之邀，李滄東於這個11月來台擔任金馬獎評審，並開設導演講堂，在大雨滂沱的週六下午，讓全度妍奪得坎城影后的《密陽》放映之後，57歲的他，以一頭微捲的烏黑濃密中長髮與黑西裝，親臨影廳展開與台灣觀眾的第一次接觸，並且很意外的，比起由作品投射出的眉頭緊蹙藝術家形象，他更像個幽默的鄰家伯父。
劇場和寫作搞了半輩子，李滄東到中年才改行拍電影，這念頭起因於40歲時對沒有才華感到絕望，讓別人代勞將腦中畫面拍出，可能是較好的選擇，為了一振中年危機，就和電影談場戀愛吧，他這麼盤算。偕同小說家友人和朴光洙導演商談《To The Starry Island》拍攝計劃時，他說：「我來寫劇本沒問題，但可不可以也讓我當副導演？」便這麼以交換條件踏入了電影界，其實他只是抱著自我懲罰的心態，主動要求這份苦差事，想讓當時出錯的生活重回正軌，又因為在片場太認真吃苦了，工作夥伴深受感動，便公推他當導演。怎知當上導演拍了3部片（ 1997年《青魚》、2000年《薄荷糖》、2002年《綠洲曳影》）後，2003年，他又從電影界出走16個月，受當時總統盧武鉉任命為文化部長，但對即將成立文化部的台灣，他卻語重心長地建議：「如果有導演比如說侯孝賢要當部長的話，我會告訴他千萬不要。」
前兩部作品，以2000年的《薄荷糖》為例，主角是個潦倒到底的中年男子，求死前不斷質問吶喊著：「生命是美麗的嗎？我好想回去！」於是觀眾開始見證他的人生一步步倒帶，然而別出心裁的敘事結構和生命史觀，卻好像更顯悲劇之必然；第四部長片《密陽》開始，轉以女性為敘事主體，「可能是中年之後女性荷爾蒙增多了吧。」他認為比起男性，女性對心痛的感覺更深刻，而當《生命之詩》想對美和道德觀做描寫時，他也覺得女性的體驗大於男性，所以選擇由女性主角來詮釋。他作品的最後一個鏡頭經常以空景作結，或再度回到電影的起始，總是在歸於平靜中，令人繼續反思影像與生命。
他這麼解釋過自己的創作觀：「我的電影純粹在拍人的痛苦，而所有痛苦都有意義。」這是否意味了當人意圖從事任何形式的創作行為，都並非因為開心快樂去做，而頂多是讓感受到的所有人生痛苦，經由表述、轉化，有那麼一點具意義的可能？他回答：「人只能希望痛苦有意義，否則將失去前進的動力，也會沒有理由說服自己繼續活著。我在電影裡以極大篇幅表現人受苦的過程，但我其實更關心受苦之後所能得到的救贖。」悲劇結局的目的，不是為了讓人難過，而是看完後能讓人生受到影響、產生變化，因為只要沒有精神疾病，人類都有遇痛求生的本能，選擇仍在，「可能真正的救贖就在身邊，而不是遠方。」
講堂尾聲，比預計中多回答了一倍問題量的他，向全場觀眾致意：「台北觀眾提出來的都是很真實的對話，問題也很有質感，我的電影是看了心裡會難過的電影，可是大家看完還願意跟我談話聊天一小時，我覺得非常感謝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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