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我們做為上一代的電影人，很希望現在不要再重蹈覆轍。」
首先能談一下動畫《黑屁股》的進度嗎？
張毅：這部動畫一共有4段，都跟狗有關，現在只是第一段，已經讓我們人仰馬翻，除了體力不支，與團隊觀念的矛盾非常痛苦。這16分鐘預估約耗費4千萬人民幣，當然接下來很多人反對；另一方面，有人給予肯定，說中國電影從來沒出現過這樣的水準。但話說回來，若對這個環境不重要，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？我會做是楊德昌開始的，他起初做網路，MILK.com一天有20萬的點閱，但楊德昌並不想做這些事，他想做長片，這就是後來我們會走在一起的原因。中國因為要投入文化創意產業，號稱有4百億人民幣支持，有8千個數位動畫工作室，一年生產20萬分鐘的數位動畫，但沒有一個可以成立，於是我想或許我們能做吧！
在兩位眼中，30年來台灣電影有什麼變化？
張毅：我覺得有許多基礎問題很嚴重，在我過去的電影工作中，一直覺得我們沒有producer，這個角色應該對production全盤了解，未來製作過程要走向哪裡必須非常清楚、電影完成後的Marketing、Branding又是什麼？韓國電影從第一天就把它當作產業，他們從八〇年代培養的資源是非常穩定的。如果要問我台灣電影30年，我真的希望不只是憑弔而已，我真的很擔心，未來不是很樂觀的環境。
楊惠姍：電影必須在產業結構的機制下成長，才能愈來愈豐厚。今天的科技如iPhone、iPad，只要說得出功能，就能佔有一席之地，但文化不是如此，必須在完整的、或許國家的力量輔佐，才能改變。我們做為上一代的電影人，很希望現在不要再重蹈覆轍。
兩位剛剛談了產業面，至於創作面如八〇年代文學興盛，電影有很大的改編資源，而30年後，對現在的觀察為何？
張毅： 陳映真曾問韓國詩人許世旭，當年首爾純文學、超過20年的雜誌有幾種？他答20幾種；再問銷路超過10萬冊的有幾家？他說6家，他不諱言是因為韓國人積恨難消，所以發展成這樣的景況。這個時代讓我們的神經逐漸呆滯，在媒體非常爆發又混亂的時代裡，每個人都能發言，但都不經過濾，新媒體產生後尤其嚴重；我們發現不再有深沉文學，不會再看到《獵人日記》、《地下室手記》、《罪與罰》，網路文學是有潛在危機的，寫到哪裡算哪裡，忘了寫作與發表間的自我檢視，如果寫作都這麼即興，就不要期待將來會有什麼深沉文學，我們還會不會有一個柏格曼？我不知道。
兩位從《玉卿嫂》的修剪風波，到《我這樣過了一生》獲獎無數，對那一段歷程有什麼感受？當時電影圈影人間又是怎樣的往來和氣氛？
楊惠姍：說得獎不興奮是騙人的，但我們感覺看不到將來。開心，但也憂心，這不是你自己掌控的行業，演員年齡隨著增長，機運是會往下走的，但創作慾望還是很強大，仍然充滿生命力，所以我們創造另一個環境（琉璃工房）去發揮。
張毅：當時熟識的林青霞已經到香港去了，張艾嘉當了導演。真的應該相信人是累積的，但我們給了台灣演員多少機會？史帝芬史匹伯早年發表了他覺得是蓋世鉅作的電影，戲院裡卻坐不到12人，他打擊甚大，以淚洗面，後來喬治盧卡斯說：「我有一部大家都不願意拍的爛片，你要拍嗎？叫《大白鯊》。」我的老師在上電影課時說「多看，才知道什麼是好是壞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