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活得像一部電影】 生活在城市，我們需要一副有色眼鏡。

［My Plus加分誌］2014年9月號

還很年輕的時候，總希望事物黑白分明，嚴格追求真相、在乎道理，急於把視力矯正到堪比高清螢幕的精銳度；年紀稍長了，卻寧可世界朦朧失焦，哪怕沾染各種曖昧色調，都好過禁不起逼視的生活繁瑣。一副能夠變造真實的有色眼鏡，於是成為必要。

給生活掛上有色眼鏡的，那叫電影。「色」的基本要有攝影機配備濾鏡，更進階的則是作者觀點，或稱美學；然而最關鍵的，是來自恨不能從貧乏日常掙脫的一份逃逸之心。逃逸有很多好處，無論是走向異文化，或讓異文化走向你，一旦遠離原屬族群，轉換視角和心境後，感官不僅增色而且還大大膨脹，變得既不敵視鄰人也不再唾罵社會，變得願意與生人親切交流。這麼說來Woody Allen即使在巴塞隆納，在巴黎，在羅馬，仍不改他紐約客尖酸刻薄的原因只有一個：戴著西方看西方，鏡片是太過銳利的透明。

那麼，讓我們試試東方款式，戴上一副侯孝賢，整個巴黎便都靜止下來了，只剩一顆《紅氣球》在街道遊盪，自半空中不動聲色凝視著，旁觀Parisian所未感知的如常；婁燁的《花》，中國女子旅居所見的巴黎，讓人詫異那和Bertolucci《巴黎初體驗》裡的還是不是同一座城市；或者掛上蔡明亮，這副眼鏡的色度可能稍微深了些，《你那邊幾點》和《臉》片中，巴黎的觀光性質被全數剝除，鏡頭反映的已不是對異國風景的捕捉，而是與記憶糾結的私人潛意識，以及一組組難解的成長符碼。

再瞧瞧美洲，先掛上岩井俊二，以他首部英語長片《吸血鬼》來瀏覽加拿大，透過這副滿佈東洋憂愁的鏡片，死亡美學被強套於北美人民身上，呈現文化撞擊的違和感；至於橫越美國五大州攝製《我的藍莓夜》的王家衛，他就是自己那副從未摘下過的墨鏡，Jude Law和Norah Jones不過成了說英語的梁朝偉和王菲。

如果需要重新看待習以為常的亞洲，就戴上Sofia Coppola吧，《愛情不用翻譯》裡，東京的漫天霓虹再也不是消費主義過剩物慾的淵藪，奇裝異服的宅男腐女也不象徵深不見底的孤獨，它們都只是生命力的展示，為搧動老漢少婦及時行樂而敲的邊鼓；或者，撿起角落那副蒙上灰塵的Jean-Jacques Annaud來戴，《情人》裡湄公河的水愈發混濁，西貢蒸溽的暑氣更加暗淡，藉由異國男女的苦戀，將已然潦倒的國度一氣推向極致的悲劇美；再不然，索性就掛上Todd Phillips，在《醉後大丈夫2》一片濃重的色彩雜點中，與3個醉漢一同被粗野張狂的曼谷吞噬；而倘若謠傳了4年的《上海，我愛你》真能開拍，透過西方導演們的鏡片風采，物慾橫流的上海也許會變得怡人可愛。

別透過有色眼光看人，但要確保戴上電影的有色眼鏡看城市與人生。不知道Luc Besson《露西》裡的台北，能不能讓我們對自己多點想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