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沒有香港，就不會在看到台灣後感覺那麼強烈，因為離開了會看得更清楚，如果我沒有去台灣拍片，根本不知道我是用在香港學到的角度。」─關本良
早年他隨劇團來台，感覺到當時台灣的人們，不單只是在自己喜愛的藝術領域努力，彼此更有很多交流，排完戲，大家出來跟不同藝術家聊天，文化的多元性能容納不同的創作人，這樣的人文氣息和空間一直吸引著他。
「香港太擁擠、壓迫，地很貴很小，沒有太多休閒的地方讓大家聚在一塊，也很難有空間去想像，無論去哪個角落，一小時內就到了，沒有一種等待。像從台北去台南，起碼會經過好幾個休息站，香港沒有這東西，所以我第一次到台灣開車，感覺就像美國公路的浪漫情調，有等待的過程，會讓你把事情多想一下。」從此，他一有機會就來接近這些氣氛，哪怕沒有工作也跑到台灣生活，「佔用你們的空間」，他說，去年他住在內湖五指山上，今年搬到萬華老區，還發現青年公園裡全都是老人。
城市空間影響影像思維
《乘著光影旅行》（2010）裡，攝影師李屏賓提及自己是到香港拍片後，才第一次接觸手持攝影，貼切道出兩地影像思維的差異。「香港一天拍幾十顆鏡頭很正常，比如《花樣年華》永遠都是兩個人，最大空間就是他們吃麵的攤子，在香港拍片時間非常趕，要靈活性、即興，資源非常有限，空間很小，所以用手持，找很多角度去表現，不像台灣可以退後去思考。」集體意識與空間密切關聯，台灣由於制度和技術不那麼成熟，應變難題時必須透過人情去解決，「拍一場戲如果有小孩在後面玩，台灣人會去跟他們解釋這邊要拍戲，如果不介意就繼續玩，他也真的就在那邊當臨時演員；香港不可能，你一放鏡頭，他看到機器馬上就走。」都說台灣的影像寫實、客觀、天人合一，把很多不好看的東西拍進去，其實是容納度的表現，因為尊重這些東西的存在，不會想盡辦法避開，而會讓物件講話，各形各色的民間力量，或許因此讓路上高高低低、不易走路，卻有珍貴的獨特性，和他拍攝紀錄片秉持的精神一致。
台灣正在最可愛的成形期
香港過去蓬勃的電影工業，在他看來是不斷把規模擴大、產量增加，但是品質卻下降，雖然訓練出一批精良的技術人員，在現場能很快解決問題，但工作性質強烈，熱愛電影的程度相對就少，「在台灣拍片的氣氛很不一樣，我的助理是念美工的，他每拍一個鏡頭之前，都會拿出本子來畫，他真的是喜歡、享受拍片。」來台拍攝《渺渺》結束後，他看到導演程孝澤在一旁和鄭有傑導演通電話，「他說片子出來了，講電話講到哭，他們是有這樣的熱情！」台灣電影人為彼此作品幫忙、客串，以前他從許鞍華導演口中聽來的新浪潮就是這樣。侯孝賢導演傳承下來的系統也令他敬佩，「他不是看個人的意義，而是有一個視野去看待整個電影工業，很早他就開始培養，像攝影家張照堂會幫其他攝影師出書那樣。」經歷過香港電影從繁榮走進調整過濾期，也守望著台灣電影從復甦到正在成形，他相信之前台灣累積的熱情能轉換為成熟工業，只是，「變成工業可能就沒那麼好玩了」。
亂來的攝影師與尋找中的身分
在他的年代之前，香港攝影師也採傳統師徒制，入行得從推軌道、做助理幹起，到了他這一輩，雖然一批新人被統稱為學院派，「但也沒念過什麼偉大的書，只是喜歡攝影就進入這行，拍片一半是做苦力，時間又很長，所以我喜歡跟有熱情的人工作，會互相感染。」他說自己就是喜歡攝影，所以什麼都做，不像有些電影攝影師覺得拿DV很沒面子，「我是喜歡攝影，不是喜歡攝影機，所以拍什麼都可以啊，我就是在找觸動我的東西而已，我試過連續拍電影或廣告，都會變成機器，亂做反而保持新鮮感和熱情。」舉回《乘著光影旅行》一例，如果當初先有算計，光是要談18部電影的畫面授權、找經費談資助，就足夠讓人打消念頭了，「是因為先去做了，發覺困難其實都會解決的，讓我更有力去做下一件事。」
在他身上察覺不出太多原鄉情懷，工作和生活總是在外，並樂得這樣游牧般的人生步調，想想，不具備地域觀與歸屬感，本是近幾世代的香港自然天性吧。他眼中的「家」是個大熔爐，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有，怎麼混搭都行，去到那裡的人也比較願意放下身段學習交流，再把東西帶出去，「我不覺得我就是很愛香港、要維護它的文化，但是我自然會在拍攝時用出香港的方法，可能台灣人比較愛台灣，會把台灣放在自己的前面，我的地域分界沒那麼重要，我就是一個人。」不過他也觀察到這幾年的香港，冒出一波新生的紀錄片浪潮，「之前台灣讓我很驚訝，那麼多人拍紀錄片都沒錢的，怎麼可以拍個好幾年，所以我也去做了，香港也開始有人這樣做，當一個東西去到盡頭，就會逼著你去找回自己跟這地方的關係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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