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年，甫入學台藝大電影系的一年級新生裡，有張高齡27歲的臉孔，同學皆以「廖叔叔」稱之，他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廖克發。2年後，他的第一部短片《鼠》獲得金穗獎優等學生作品獎與最佳導演獎，其後4部短片《愛在森林邊境》、《花開的夜晚》、《雨落誰家》、《一起去看海》則入圍多項國際影展競賽，首部長片劇本《菠蘿蜜漫長的飄香等待》獲101年度優良電影劇本獎，不過他本人坦言，混雜3種語言的對白，市場接受度是個問題。
身為華僑第4代，廖克發的曾祖父從福州移居馬來西亞，當時家鄉霹靂洲剛從原始叢林開發為橡膠田，英殖民政府大量引進中國勞工；更早來的一批海峽華人已在當地經商通婚，廖克發也從外婆身上繼承此一血統。而對於爺爺身分的模糊記憶，種下了他想用電影述說家國歷史的因，「我的祖父輩都不是知識份子，沒留下族譜或家族史；小時候住的老木屋裡掛著一張祭拜用畫像，但我不知道是誰，家人也不提他的名字，長大後才知道是爺爺，他原本是馬來西亞抗日軍，轉變成共產黨後，因爭取華人權益和國家獨立，死於英軍手下，從此家族就活在白色恐怖中。」目前他正將這段故事拍成紀錄片，欲討論從未被社會正視、也不在課本出現的馬共歷史。
廖克發自小接觸中國和台灣出版品，「學校教簡體字，但老師鼓勵我們讀台灣書。」他曾為了買一本馬奎斯的《百年孤寂》，花2個半小時過海關到新加坡書店，結果又要等一個月從台灣進口。他讀完國民華校後進入獨立華語中學，這類學校完全由華社出資，馬國政府一方面不承認其學歷，「很多來台唸書的僑生都是獨中畢業，因為較認同華語教育，留學第一選擇就是台灣。」另一方面馬國大學保障馬來學生名額，他指出馬國獨立後華人一直受到不公平待遇，這其實是種族歧視。
在新加坡的大學商業學系畢業後，由於遇上東南亞金融風暴，廖克發轉而當起薪水優渥的小學老師，4年時間和放牛班孩子朝夕相處，還主辦課外活動與學生一起拍攝偶動畫，得到全新加坡比賽金獎。「我們仍然存在像台灣上一代的觀念：要養家、負擔弟妹學費。所以先當老師賺錢，等付完學貸，才能做些想做的事。」他決定尋找人生另一種可能，便申請來台灣留學，當初填了包括特殊教育系、哲學系、中文系等志願，知道有電影系所，則是很後來的事了。「在星馬的經濟文化環境下，沒人想過可以拍電影，都認為那是香港、台灣才能做的高端產業，遙不可及。」
回顧廖克發的創作起點，始於大學時期的寫作，投稿大專文學獎，得獎總算為他帶來一點自信，「過去我常有一個疑問：文化藝術好像永遠不屬於星馬，都是來自西方、大陸、香港、台灣，難道我們那麼低等嗎？」他的得獎作品描述後現代社會中人們的心理壓迫，也與2008年首部短片《鼠》的題旨相呼應：人為什麼活得那麼孤獨寂寞？這同時反映了他離鄉背景、來台就讀電影系的忐忑心情。不過他的關注很快有了轉變，除了想尋自身的根，「也因為《鼠》雖然在國際影展有不錯成績，得意洋洋放給我媽看，她卻說看不懂，這對我衝擊滿大的，所以想拍一部她能看懂的片。」
談起國外影展經驗，廖克發察覺在歐洲學生心目中，參展並非那麼崇高的象徵，馬來西亞獨立電影是因為沒有出路，唯有拚影展才能被看見，「但你也因此建立了對影展的依賴，不知不覺就影響作品走向。」相較影展偏好的口味與普羅觀眾的共鳴，廖克發更願意選擇後者，於是自掏腰包拍攝《愛在森林邊境》，卻散盡積蓄黯然休學。在新加坡從事電視工作、拍攝美容減肥節目後不久，就接到《鼠》贏得金穗獎的消息，學校老師鼓勵他以獎金做為後盾，回台繼續學業。走到現在，他稱自己全憑東南亞人強烈的生存本能，「我很喜歡拍電影，但我也很了解肚子餓的感受，所以只要有一點機會就會抓住。」而最令他感念的，還是台灣人的溫暖，決定休學時，他在通識課作業上提及此事，下課後，並不熟識的老師竟拿出幾千塊要資助他。曾受過的幫助不勝枚舉，台灣在他眼中是允許年輕人失敗的地方，「包括可以延畢，這其實是讓人在大學階段做更多嘗試的寬容。人面對生存會變得務實，但我希望台灣這種可愛不要消失。」
台灣的社會溫情也反映在族群問題上，「我在家鄉親眼看過移民署或警察用非常慘忍的手段逮捕移工，他們寧可死也不想被抓，但他們只是稍微比我們不幸運，為了家人來外地工作，為何要受此對待？連警察也被說服應該強硬執法，這會在我們心裡種下什麼？人應該被歧視嗎？」他以一件小事舉例：為2013年短片《一起去看海》勘景時，河堤場景鄰近工業區，工業廢水排進河裡，當地很多菲律賓和泰國移工，他看到兩個泰國工人拿魚網在河邊捕魚，「魚受了污染固然不能吃，但這樣的行為對我來說太浪漫了，他們下了班沒事做，也許因為以前是漁民，這樣可以讓他們安心，有在家、自由的感覺。」從一個小海島來到另一個小海島，其實人的情感挖到最深都是相似的，他發現自己跟電影的關係就是這樣：在異地找一個家。
有些意外地，廖克發坦承自己不是侯孝賢、蔡明亮或李安的粉絲，甚至曾有一段時間還執意不沿用台灣新電影的慢節奏，改以擁護戲劇化的敘事風格。直到2013年入選金馬電影學院，校長侯孝賢一句教誨他深刻記得，「他說他作品的客觀來自尊重鏡頭裡所有東西，不要刻意去改變，即使看起來不漂亮，但東西擺著都有理由，創作者不該把所有東西形塑到自己的理想狀態。」台藝大老師廖慶松也經常對他耳提面命：「片子不是一塊牛排，上桌了就讓觀眾吃，它應該要跟人講話，人也要有耐心聽。」廖克發對此感到認同，也樂意開放創作中的對話空間，包括和演員的互動，像《鼠》就是和身為劇場導演的女主角陳雪甄所共同創作；到了2012年的短片《雨落誰家》，男女主角都是菲律賓人，開拍前廖克發邀他們到家裡同住，藉以培養相處默契，「導演無法教表演，我只能給演員信心去相信他們心中的感受，找出生命經驗中和角色重疊的部分，只要放進感情，他的表演就是對的。」沉思一會兒他又說，導演經常容易把自己想像的人物套在演員身上，若是只想讓演員演出導演想要的表情，那是導演的自大。
廖克發的作品集DVD裡有個少見的小細節：本事中除了影片簡介，還列出多位劇組人員的個人介紹。他解釋，「一直以來大家都認定導演是主事者，但我覺得不應該只關注導演，電影是有機的，倚靠團隊合作，個人的想法要保留其他人進來的空間，那才是電影的魅力。」以過去經驗而論，好幾部片子進行到最後階段，都讓他發現如果當初堅持自己要表達的，作品就會變得封閉，「主創團隊的想法都很值得參考，導演其實是提供遊樂場讓大家一起玩，大家都把片子當成自己的創作在付出，也有很多學弟妹幫忙、互相學習，所以有一個心意想讓觀眾也看到他們。」
過去每部片，廖克發認為都是跟自己的人生階段對話，比起議題，他更致力於思考當下的生命疑問，「拍片是在回答我自己，沒辦法回答別人。」家鄉的姪子姪女常好奇他在台灣做些什麼，「馬來西亞不像台灣有做夢的能力，很多職業都有種族限制，我讀中學時發現整個南馬的人都想去新加坡工作，賺了錢回來買房子，所以我拍片的意義，一部分是來自讓家族的小朋友知道『可以有別的選擇』。」清明回鄉，廖克發和星馬友人聊起台灣反服貿，「他們不會考慮到文化出版、媒體自由，只覺得簽了做生意很方便。我們的歷史教育只說華人來做生意賺錢，這樣觀念下長大的年輕人，不會覺得自己跟土地有關聯。」
馬來西亞政府宣稱捍衛文化，但放眼當今重要的馬國導演，創作根據地都在國外；政府雖然已在2011年取消「國產片須達60%馬來語對白」的限制，但電影政策、題材仍深受宗教影響。廖克發舉例：「獨立以前，馬來人跟華人可以共桌吃飯；獨立時期由於採取種族劃分政策，造成族群對立情勢延續至今；馬共並沒有那麼華族化，那僅是執政者製造分裂的手段。」廖克發表示自己並無政治傾向，也不願自我侷限在馬華族群，而要容納更多種族觀點，希望人們了解真實的歷史，「馬華長久被欺壓，所以我們太習慣用小圈圈裡的悲情態度自述。」他喜愛的馬國導演如Yasmin Ahmad和U-Wei Haji Saari其實都是馬來人，他們採用族群融合的觀點，賦予社會更多和平想像。
「如果我沒來台灣念電影，我就會繼續在新加坡工作、買車、買房，然後一直活在華人社群。在星馬地區除非你刻意推動自己，否則不會認識到馬來本地文化。」從小唱馬來語國歌，廖克發感受不到切身意義，直到上次馬國大選反對黨落敗後，支持者群聚在體育場表達不滿，「當時他們在現場唱起國歌，我第一次覺得我是馬來西亞人，需要為把我養大的地方做一些事。」最近他得知一位當地紀錄片導演追蹤拍攝了東馬水壩三部曲，對土地的關懷和敢言的勇氣令他感佩，「在馬來西亞拍批判政府的題材，是可以神祕失蹤的，但這樣勇敢的創作者卻未受到關注也無人聲援，不像在台灣至少會有一群人『坐在立法院外支持你』。」如今，廖克發的外籍身分在申請獎助、輔導金上仍遭遇重重困難，但他會繼續寫、繼續拍，基於對台灣的喜愛，如果有一天需要捍衛台灣，他說，他會站起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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