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種電影結局永遠讓我崩潰大哭，那就是劇中人物經歷整部片的苦難困頓，在故事最後幾分鐘內，掙脫了自身處境與枷鎖，奢侈地想像出一幕極其美好的幻象，並以此幻象來滿足不可得的渴望。它對照殘酷現實，低吟著無盡唏噓，同時也表達創作者的悲憫之情─「如果是這樣就太好了」。
可惜不是這樣。台灣電影產業，至今仍時時緬懷新電影時期的榮光，每隔一小段日子，都有相關書籍、紀錄片問世，《光陰的故事─台灣新電影》也是這樣一部作品，並且由台北市政府出資。我認為它其實非常政策導向，無非就是以距今30餘年前的文化成就來宣揚國威，這種做法與觀光局、捷運局拚命找老外背包客來替城市背書比讚的思考脈絡並無二致，都是在乎外來觀感強過本地紮根發展，片中邀集各國重量級人士於外齊聲表揚一輪過後，於內實質的美學、電影教育又做了什麼？幾乎能想像再一個30年後，社會繼續舉辦「台灣新電影一甲子」的各種慶典，但60年來除了崇古念舊，仍無創新、顛覆與長足進步。我對新電影抱持的崇高敬意無庸置疑，它的確是台灣影史至今最重要，或許也是唯一訴求反動、映現時代精神的集體事件，而我只是想問：光輝過後，接下來呢？
電影在金馬影展做了單獨一場首映，途中觀眾席的若干狀況，比方開演後在全場遊行、邊找位子邊高聲談笑的數名女孩；比方我左邊一個睡了片子前三分之一的男孩、以及他那看不到半場就先走了的朋友；比方前排一對不時溫存、後來男生直接打起手遊的小情侶，在在激發我的獵奇之心，好想做個「你怎麼想來看這部片」的出口民調。待映後QA，才得知他們都是被動員來的影視相關科系學生，於是，我的好奇立刻變成了驚惶。銀幕裡是國際名人們褒獎著上一代電影人，銀幕外卻是漫不經心的下一代電影學子，問題再顯而易見不過，比起歌功頌德，教育改革才是燃眉之急。
做為一個以文化傳播為職志的孩子，小時候總是欣羨香港與日本的流行文化，出社會後踏進電影圈，眼看韓國影視產業節節進發，自己腳下卻還是一片未開墾的泥地，連要播什麼種都沒人說得清楚，曾經我在訪問一位韓國電影業高層時，天真而淒絕地問他：「成為亞洲的文化和電影強國是什麼感覺？」我在想，若有一部電影是關於我們這輩人的一生，它催淚的最後一幕，必然會是我們看見自己生長的土地成為一個強盛國家，並為此感到驕傲，而那只是幻想。
我經常和朋友半開玩笑：如果上天要給人類一個概念性背景條件（如國籍、民族性）的最大考驗，就是令他生為台灣人。《他們在島嶼寫作Ⅱ》系列記錄詩人瘂弦的《如歌的行板》中，有段他與女兒的對話，瘂弦說自己的文學和人生都是失敗的，女兒回答，有什麼比失敗的人生更像一首詩呢？那麼我們好像尚可寬心了，畢竟，又有什麼比活在台灣促狹的國際地位與捉襟見肘的文化政策下，更像一部電影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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